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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体系构建

作者:原创银河国际线上网 时间:2018-11-05 15:16 加入收藏

  Abstract:Scientific concep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only pay attention to descrip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fact. Scientific concep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run counter to the aim of the reform o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compensation system. They are lack of legal significance. Liability legisl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must build on legal concep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We should rethink functional limitation of scientific concept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respective of functionalism.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s environmental illegal activity that legal person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individual? who cause ecological imbalance or degradation of ecosystem and ought to take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and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compensation.

  Keyword: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scientific concept; legal concept; functional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一、问题的提出

  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损害形势,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在六年的时间里, 党中央和国务院以前所未有的频度在十八大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6个政策性文件 (1) 中反复地强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其中, 《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银河国际平台》 (以下简称《试点银河国际平台》) 和《关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银河国际平台》 (以下简称《银河国际平台》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进行了专门的规划和部署。

  与此同时, 七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试点的省份也相应地印发了省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银河国际平台, 配合两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银河国际平台》的实施。浙江省绍兴市虽然不属于国家指定的七个试点省的地级市, 但它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面的工作力度远超七个试点省的市。它不仅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2) , 还启动了一系列索赔磋商和诉讼工作 (3) [1]。

  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走法治之路, 以法治来凝聚改革共识, 以法治引领和规范改革行为, 以法治降低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以法治巩固改革成果[2]。简言之, 银河国际平台既需要改革, 也需要法治, 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3]。改革与法治的结盟旨在协调改革的“变”与法治的“定”之间的关系[4]。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力推的一项重大改革。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也亟待通过立法实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治化, 借此协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变”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治的“定”之间的关系。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治化过程中, 生态环境损害 (4) 的概念不可或缺。然而, 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没有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 环境保护单行法也没有针对具体的生态环境要素本身的损害进行规定[5]。无独有偶, 我国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立法均没有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一言以蔽之, 我国现有的环境保护法律都没有规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

  目前, 国内学界仅对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界定进行研究, 未对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功能的局限进行反思,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探究尚未起步。因此, 在对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功能的局限进行检视的基础上, 有必要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进行研讨, 其研究具有以下四点意义:首先, 它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终极目的是在我国确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损害赔偿。我国现有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囿于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描述, 无力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增砖添瓦, 无法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有效的认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呼唤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其次, 它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立法是由法律概念、原则和规则组成的体系。其中,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中最基础的概念, 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及其相关概念的辨析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制定和实施的基础。细言之,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承担着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明确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指引生态环境损害者承担法律责任的重任, 言其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名副其实。再次, 它是实际生态环境损害构成与否的判断基准。初步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生态环境损害, 一般考量它是否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吻合。判断生态环境损害之所以作出如此宏观而且大胆的选择, 原因在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本身具有事实判断的功能。用拉伦茨的话说:“如果立法者想形成一个概念, 借以描述一种案件事实的特征, 应尽量精确, 其确定的方式应达到下列要求:在个别案件中, 无需回溯到评价性的观点, 仅以涵摄的方式即可确认案件事实的存在。”[6]因此,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是实际生态环境损害构成与否的判断基准。最后, 它是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法律化的必由之路。立法中的法律概念都是经过立法者精心设计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欲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中法律概念家族的成员要经过立法者严格的“收容审查”。只有具有法律概念特点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才能闯关成功, 最终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中的法律概念。这一过程就是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法律化。在此意义上, 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法律化是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中法律概念的必由之路。

  由上知之,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理论价值和不容否认的实践意义。以功能主义为视角, 本文拟对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功能的局限和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进行研讨, 以期能对我国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有所助益。

  二、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及其功能局限

  (一)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

  尽管生态环境损害还不是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律中的概念, 但我国的两个环境政策性文件和学者的学术银河国际线上都对之进行了界定。这就有必要对环境政策性文件和学术银河国际线上中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进行梳理, 并对其历史功绩进行简要的评价。

  1. 政策性文件中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

  2014年10月,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保障公众健康, 推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设, 适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实际需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发布了《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II版) 。《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II版) 第4.5条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是指由于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环境的物理、化学或生物特性的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改变, 以及提供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它首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概念定义之先河, 比较全面地勾勒出生态环境损害概念的雏形。

  2015年12月, 为逐步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中办和国办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银河国际平台》 (下称《试点银河国际平台》) 。2017年12月, 为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构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中办和国办又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银河国际平台》 (下称《银河国际平台》) 。在《试点银河国际平台》和《银河国际平台》中, 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一模一样。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 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该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将“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 将生态环境损害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中解放出来, 回归到对生态环境本身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识别意义。

  2. 学术银河国际线上中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

  2017年, 在《银河国际平台环境管理》杂志第1期上, 周倩发表了在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术银河国际线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概念界定、理论基础与制度框架》。在该文中, 周倩认为,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导致公共环境资源受到损害, 引发区域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功能退化等重大不利改变的客观现象[7]。该定义要求对生态环境的损害达到“重大不利改变”, 为生态环境损害的认定提供了限度考量。

  显而易见, 以上三个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都沉醉于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科学描述, 它们是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修复和赔偿数额的计算等都涉及大量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运用, 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出现不足为奇。尽管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有其可圈可点的历史贡献, 但它们存在功能局限。

  (二) 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功能的局限

  有的学者认为, 科学概念是客观实在的理性反映、科学理论的结构要素和思维工具、科学创新的类比基础和哲学理论的生长点[8]。有的学者认为, 科学概念能启迪科学发展的思路、帮助科学家深刻准确地观察世界和为经验事实提供可供选择的科学解释[9]。还有学者认为, 科学概念具有规范知识、传承知识、开拓思维、启发智慧的功能[10]。简言之, 科学概念具有认识客观世界、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知识传承的功能。科学概念的功能是衡量科学概念存在价值的重要尺度, 也是科学概念与其他概念相互区别的显着标志, 但科学概念在法律领域的适用基本上乏善可陈。不管科学家们对科学概念入法的愿望多么强烈, 立法者们认为科学家的呼吁多么合乎情理, 科学概念在法律领域的功效依然甚微。下文以法律概念的功能为参照, 反思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对于建构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功能局限。

  法律概念是一种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 它是表达法律和认识法律的认识之网上的纽结, 是对与法律相关的事物、状态、行为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法律术语。法律概念具有认识功能、表达功能和改进法律、提高法律科学化程度的功能。但从法学方法论看, 法律概念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11]。法律概念具有改进法律、提高法律科学化程度的功能可以概括为法律概念的优化功能, 法律概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可以总结为法律概念的价值功能。法律概念的认识功能、表达功能、优化功能和价值功能是紧密银河国际在一起的, 任何一个方面功能的失灵都会影响其他方面功能的发挥, 很难将之截然分开。下面从法律概念四个方面的功能对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建构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缺陷略作剖析。

  1. 认识功能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缺陷

  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基本功能是认清生态环境损害的真实面目。然而,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却不尽人意地存在着概念之间的关系错位、定义方式的使用恣意和行为主体的集体缺席。

  (1) 环境要素与生物要素的关系错位

  在《银河国际平台》中, 生物要素和环境要素作为并列的要素出现在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之中。从概念的外延上讲, 生物要素是与非生物要素相对而言的, 环境要素与生物要素之间是一种真包含关系, 不宜将生物要素与环境要素并列用以界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关于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的关系, 韩德培先生主编的《环境保护法教程》 (第七版) 中认为, 1989年《环境保护法》和2014年《环境保护法》将野生动物、野生植物和水生生物概括为野生生物, 使条文更加精炼和简洁, 避免重复, 也使保护范围更加扩大 (包括了微生物) [12]。笔者赞同韩德培先生的观点, 认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地把生物要素从环境要素中分离出来, 并将二者并列用以界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 这样容易使人们误解为生物要素与环境要素是并列关系。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的具体关系如右下图所示。

  (2) 列举定义方式的使用恣意

  在《银河国际平台》中, 生态环境损害概念的界定采取了概括加列举的定义方式。《银河国际平台》中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列举了人们非常熟悉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引导人们理解环境要素, 列举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帮助人们了解生物要素。这些要素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 列举与否都不会对人们认识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产生多大的影响。在《环境保护法》第2条“环境”的概念 (1) 对部分环境要素进行列举的情况下, 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完全没有必要再列举人们司空见惯和心知肚明的环境要素和生物要素。

  关系图

  关系图   银河国际平台原图

  在学术银河国际线上中,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列举了公共环境资源受到损害, 区域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实例。公共环境资源受到损害是一个涵盖范围极为宽泛的用语, 它包括区域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它与生态环境损害是同义词, 例举它界定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有同义反复之嫌。将环境质量的下降认定为环境损害需要其构成法律事实, 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 即损害的填补和责任的追究[13]。笼统地说环境质量下降构成生态环境损害失之过宽。公共环境资源受到损害, 区域环境质量下降和生态功能退化之间界限不明、互为因果和存在着叠床架屋的关系, 不宜将三者并列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实例。

  (3) 行为主体的集体缺席

  生态环境损害既可能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比如地震、海啸、洪涝灾害等等, 也可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不同致害原因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 环境法中的法律责任有所不同。对于自然原因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 环境法会规定免责条款。例如对于地震原因导致的泥石流和山体滑坡, 环境法不会要求谁去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对于人为原因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 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法律责任的设计都贯穿了人为损害生态环境需要担责的思想;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也会要求致害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泰兴锦汇化工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江苏常隆农化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江苏施美康药业股份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泰兴市申龙化工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泰兴市富安化工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泰兴市臻庆化工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通过泰州市江中化工有限银河国际平台登录运输副产酸并由其将之倾倒到泰运河和古马干河, 对两条河流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损害, 法院判决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责任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承担的法律责任。然而,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都没有区分生态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 以致于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全部缺失。

  2. 表达功能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缺点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欲登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大雅之堂, 规定性语词定义的使用、法律概念的特点植入和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要素补全不可或缺。在以上三个方面,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可谓漏洞百出。

  (1) 规定性语词定义的弃用

  真实定义是逻辑学中着重研究的定义种类, 也是对普通概念下定义最常用的方法。法律概念的定义 (1) 几乎都是规定性的语词定义, 即立法者对法律概念主观上规定的定义[14]。耶林在论述法学不是一门科学时认为, 没有哪门科学需仰慕立法者的心情, 没有哪门科学需接受国家边境的界桩限制[15]。耶林关于法学非科学性的论断揭示了法学学科强烈的主观性。具体到立法层面, 立法中的法律概念自然会受到立法者主观意志的影响。

  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没有经过变形的非法律科学概念, 法律科学是不会接受的。”[16]这里所谓的变形是指“目的论的变形”。虽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改革依然走在路上, 但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制定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 对生态环境损害进行法律制裁, 遏制或者减少生态环境损害行为, 提升人们对于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从目的论的视角看,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应该揣摩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者的立法意图, 在其中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和法律后果, 使之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相互对接, 为生态环境的损害者承担法律责任搭桥铺路。

  不仅如此,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还没有表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它是一种合法行为, 还是一种违法行为并不明朗。生态环境损害究竟是一种法律鼓励的行为, 还是一种法律反对或者禁止的行为不得而知。法律概念的属性不明既会影响法律的制定, 还会影响法律规则的适用[17]。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法律属性模糊会影响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定位、方向、具体规则的制定和适用。

  (2) 法律概念特点的缺失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 法律概念具有客观性与规定性、确定性与灵活性、准确性与模糊性相统一的特点 (1) [18]。非法律概念向法律概念的转化应当考虑法律概念的特点。否则, 非法律概念永远无法迈进法律概念的殿堂。在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中, 法律概念的特点被彻底遗忘, 以致于未来我国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不可能纳入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 允许其发挥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顶梁柱的作用。究其原因,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中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不明、规定性的语词定义缺失、对象范围的模糊和法律后果的缺席是罪魁祸首。前文已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不明和规定性的语词定义缺失进行讨论,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后果缺位后文还会涉及, 在此不赘。这里仅集中分析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模糊。

  在《鉴定评估推荐方法》 (第II版) 中, 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被限定为生态环境特性的不利改变和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破坏或损伤。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从“质”和“量”两个方面为生态环境特性的不利改变提供了认定标准, 但“可观察的或可测量的不利变化”并不能表明生态环境必然受到损害。比如暴雨导致河流的水质变得浑浊, 这是肉眼完全可以观察或者仪器可以检测到的物理特性的不利改变,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河流的生态环境因此而必然受到损害。生态系统的功能是无处不在的, 而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只是一些生态系统功能的结果。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 后者只是在某种程度上与人类从它们那里得到的好处有关[19]。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固然重要, 但生态系统的其他功能也是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环境损害不可能只损害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 而不对生态系统的其他功能造成破坏。反之, 生态系统其他功能的损害也会影响生态系统服务能力的发挥。

  法律离不开伦理要素, 是因“为人”而产生并“为人”服务的。但是, 当它发展过了头开始“自我目的化”时, 它就会使“作为目的的人产生异化”[20]。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完全是人类银河国际平台主义的, 它抹杀了生态系统的其他功能。将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限定为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不利于生态环境的整体性保护。

  在《银河国际平台》中, 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被限定为环境要素的不利改变及其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环境要素的不利变化”也不能表明生态环境必然受到损害。比如砍伐桉树林会减少林木的数量, 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但同时它会增加土壤的湿度和肥沃度, 保护其他的原生物种, 减少水质和土壤的污染, 很难说这会引起树林生态环境的必然损害。换言之, 对生态环境的损害不能仅限于某个要素的污染或破坏, 而在于通过对某个要素的污染或破坏所产生的环境整体性能的严重退化或某种生态服务功能的丧失[21]。

  (3)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要素的残缺

  在我国法学界, 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一直存在着“二要素说”、“三要素说”和“四要素说”之争。刘杨教授将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要素重新总结为“法律事实+规范模态词+法律效果 (后果) ” (1) 三要素[22]。笔者赞同刘杨教授的观点。其理论贡献在于将法律事实融入到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之中, 并将“假定条件”纳入到法律事实当中, 丰富了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理论。若将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作为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 它其实就是对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事实进行法律评价。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既没有提及权利义务的内容, 也没有谈到表示法律后果的内容。与此同时, 它们也没有写入“规范模态词”,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构成要素是残缺不全的。

  3. 优化功能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不足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对于识别生态环境损害的客观事实、形成与发展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知识和推动环境科学、生态学等关联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之相反,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对于优化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立法捉襟见肘。首先,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源于科技工作者对于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认识, 没有考虑到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问题。求真是科技工作者科学地认识对象事物的基本原则。为此, 科技工作者认识对象事物就会摒弃主观的感情色彩, 追求对客观事物的事实描述。对于生态环境损害而言, 科技工作者只会立足于它究竟是什么。科技工作者认识生态环境损害任务的单一性决定了他们得出的结论不可能会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有多大的帮助。其次,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缺乏对生态环境损害后果的人文关怀, 无法胜任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工作。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目的是让人们客观地认识生态环境损害是什么, 它既不附加对生态环境损害致害者不当行为的谴责与惩罚, 也不附带对生态环境损害受害者的同情与帮助, 更不夹杂对生态环境本身损害的惋惜与不安。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人文情怀的缺失使之无法为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立法增砖加瓦。最后,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没有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能力。尽管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有可能被立法者误用, 成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重要概念, 但这并不能说明它能肩负起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重任。从上文的分析获知,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没有明确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调整对象混沌不清;它没有释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调整方法,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方向模糊不清;它没有明晰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无法获得法律评价;它没有提及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后果,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的法律根据;它没有具体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无法落实到人。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上述缺陷使之没有能力承担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光荣使命。

  4. 价值功能之下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局限

  在现实生活中, 生态环境损害既对生态环境本身造成了或大或小的影响, 又对他人利用生态环境的权利造成了妨碍。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目的就是通过生态环境修复或者赔偿, 衡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生态环境利益的不公平分配, 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承担因其生态环境损害行为带来的不利后果, 增加社会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享受在天蓝、水清、山绿和云白的自然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然而,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没有表明生态环境损害是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环境违法行为,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之中没有内含正义的价值, 生态环境的损害者没有得到应有惩罚的理论基础, 生态环境的损害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 蒙受生态环境损害的受害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 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得不到应有的修复或者赔偿, 矫正正义最终无法通过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实现。对于生态环境保护而言, 没有内在正义价值支撑的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无疑是一场生态灾难, 它们只能任凭生态环境损害行为肆意蔓延。

  总而言之, 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不关心生态环境损害对于人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不管生态环境损害的后果由谁承担, 不顾生态环境损害对于生态环境本身的危害性, 忽视生态环境作为一种客体对于作为主体的人的需要的满足, 会造成生态环境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分配的不均, 会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承担不平等。

  三、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概念的追寻

  既然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对于构建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立法爱莫能助,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构建只能由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来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从何而来?现有可行的办法只有扬弃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 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具体而言, 从以下四个方面建构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

  (一) 法律概念认识功能的简化

  鉴于将环境要素与生物要素并列定义生态环境损害概念的关系错乱和列举定义生态环境损害概念方式的多此一举, 在此不再赘述。这里仅简单地讨论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主体确定问题。

  《银河国际平台》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厘定为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 授权各地区根据实际需要扩大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义务人的范围。在七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省份中, 目前见到的只有《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银河国际平台》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义务人扩张至机关和社会组织。

  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必须为自己的生态环境损害行为买单, 这就是生态环境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因此, 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义务人就是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从生态环境损害的实践考察, 法人、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可能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 它们都是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

  尽管我国刑法和环境保护法都将单位规定为法律责任的主体, 但单位作为责任主体一直备受质疑。有学者认为, “单位”作为法律概念并没有准确的内涵和外延, 并不能准确指代对应法律主体, 立法上继续采用“单位”一词是不够严谨的[23]。还有学者认为, 事业单位与其他法人、社会组织界线不明、与民办非企业单位划分不清、难以与国外相关组织接轨[24]。从刑法对单位外延的界分来看, 银河国际平台登录与企业、事业单位与机关之间还存在交叉现象。除此之外, 单位还是一个彰显城乡二元对立的概念, 使用它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基于以上诸多理由, 笔者认为, 将单位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是不妥当的。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应为法人、社会组织和个人。当然, 这里的法人不包括省级、地级政府 (包括直辖市所辖的区县级政府) (1) 。

  (二) 法律概念表述功能的规范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表述要符合法律概念的特点, 补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要素。这是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概念规范表述最基本的要求。

  1. 法律概念特点的植入

  生态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不确定性、非规定性和模糊性缺陷决定了需要通过明晰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和表明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属性来发挥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概念的建构功能。

  (1) 对象范围的明晰

  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纳污能力和自我修复功能。如果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没有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或没有破坏其自我修复功能, 则不需要加以人为干预。因此, 还需要进行“量”的判断。如果对环境的不利改变微小, 或者损害无法以现有的科技认知水平进行评估, 则不能认定为损害[25]。相反, 当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造成生态系统超过其自净能力或者破坏其自我修复能力时, 人们需要对受污染或者遭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或者赔偿。毕竟, 人类的文明仍受到生态系统的规限, 我们的各种技艺只能大大地增加我们选择的余地。我们的经济财富可以用劳动去获取, 但我们的生态福祉却深深地根植于自然[26]。故此, 生态环境损害的对象范围应限定为生态失衡与生态系统的功能退化。

  (2) 法律属性的明确

  卢曼法律功能的不可替代性并不能仅仅从功能的内容, 即“稳定规范性预期”来理解, 还应当加上“符码化”运作这一独特的功能实现机制。法律系统特有的二值符码是:合法与不合法的区分。合法/不合法符码的应用要求回答特定的行为合法还是不合法的问题。这种回答的标准就是法律规范[27]。生态环境损害的概念若要从科学领域进入法律领域, 立法者除了在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要素中体现规范性预期之外, 还必须在法律规范中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行为的不合法, 打上法律系统的符码烙印。

  从党中央和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看, 生态环境损害无疑是一种环境违法行为 (2) 。否则, 党中央和国务院没有必要反反复复地强调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环境司法要求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进行生态环境修复或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法律责任将失去法律依据。从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上讲, 生态环境损害的违法性是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前提。否则, 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承担将缺乏正当性基础。从生态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视之, 环境污染行为 (3) 是违法行为, 包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28]。生态破坏指的是因人类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导致环境要素数量减少、质量降低, 环境效能和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的现象[29]。生态破坏是一种环境违法行为, 它也包括民事违法、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生态环境损害的原因行为违法,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的结果行为自然也是违法。因此,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必须表明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环境违法行为。

  2. 法律规范逻辑结构要素的补全

  法人、组织和个人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会造成生态失衡和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 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法律关系的产生。它们是环境法律承认的法律事实。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对此法律事实的描述使之成为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的法律事实要素。

  法律行为的实施, 必然会导致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发生。合法的法律行为引起积极的法律后果, 受到法律的保护;违法的法律行为引起消极的法律后果, 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30]。生态环境损害是一种环境违法行为, 必然引起否定性的法律后果。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应该将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写进去, 即生态环境损害是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环境违法行为, 为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追究提供了理论前提。但在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中, 不宜将法律责任直接地写进去。法律责任是指由于侵犯法定权利或违反法定义务而引起的、由专门国家机关认定并归结于法律关系的有责主体的、带有直接强制性的义务, 即由违反第一性法定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31]。用罗玉中老先生的话说, 作为法律规范组成部分的法律后果, 无论是肯定式的还是否定式的, 都是指规范意义上的, 并不是指行为人实际承担的法律后果 (责任) 。行为人对其实际行为是否承担以及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责任) , 只有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才能确定[32]。生态环境损害虽然违反环境保护义务, 应当承担环境法律责任, 但这是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法律责任部分的使命,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无力完成这样的任务。

  环境有价, 损害担责 (1) 。这既是环境法损害担责原则演变过程中一贯坚持的理念, 也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坚决要实现的目的。反映到生态环境损害概念的界定上, 就是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 造成生态失衡或者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的要素上讲, “规范模态词”就是“应当”。这与卢曼主张的法律功能的规范性预期 (2) 完全吻合。

  (三) 法律概念优化功能的嵌入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承担着为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明确调整对象, 指明调整方法, 指引生态环境损害者承担法律责任的重任。由上文可知,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调整对象是生态失衡或者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立法的调整方法是事后调整方法, 即通过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者进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达到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能够为生态环境损害提供初步的判断标准, 指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人要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义务人进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抑或指引生态环境损害的索赔主体要求司法机关判决生态环境损害的义务人进行生态环境损害修复或者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一旦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载入相关的责任立法, 它嵌入的优化功能必将得以释放。

  (四) 法律概念价值功能的内化

  生态环境损害是环境违法行为。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形式是生态环境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前者是环境法律特有的法律责任形式, 后者与民事损害赔偿和国家损害赔偿在赔偿数额计算、索赔主体、法律依据、对象范围等方面差异明显。它们是环境法律责任有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显着标志。

  一旦明确违法的属性和特殊的法律责任形式, 生态环境损害的法律概念就内嵌了环境正义的价值。通过生态环境损害法律概念指引下独特的法律责任, 可以对生态环境致害者进行严惩, 提高生态环境致害者的违法成本, 遏制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损害形势, 修复和改善已经受到损害的生态环境, 满足人们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 体现环境正义所要求的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补偿的基本精神。

  综上所述, 生态环境损害是指法人、社会组织和个人污染环境或者破坏生态, 导致生态失衡或者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应当承担生态环境修复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环境违法行为。

  结语

  目前, 国内的一些环境法学者仍然留恋于生态环境损害及其相近科学概念的讨论, 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只关心生态环境损害的客观事实, 无视生态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法律评价和法律后果的缺失, 导致生态环境的致害者无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法律责任和生态环境损害的受害者得不到法律救济的问题。譬如陈慈阳教授认为, 环境损害是指人为日常的、反复的活动下所产生破坏人类健康与安适生活的环境, 而间接损害公众之权利或利益或有损害之虞的事实, 亦即以环境为媒介, 损害人民健康或有危害之虞者[33]。樊杏华在自己草拟的《环境责任法》建议草案第2条中规定, 本法所称的环境损害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以及环境要素及其整体功能和价值的破坏[34]。陈慈阳教授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点明了环境损害的原因, 为确定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埋下了伏笔, 但其概念的界定比较冗长、没有表明环境损害的行为主体、法律评价和法律后果, 使得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追究缺乏法律依据。樊杏华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看到了环境损害对环境本身的影响, 但没有表明环境损害的致害原因、行为主体、法律属性和法律后果, 环境损害的法律责任一样无法追究;他将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放在该法的第2条, 但环境损害的科学概念根本承担不起支撑《环境责任法》建构、指引环境损害的权利人追究环境损害的义务人环境损害法律责任的重任。这种做法高估了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功能。

  环境法是一个科学技术性很强的法律部门。从环境法的发展历史视之, 没有现代化的环境科学, 就没有现代的环境法[35]。环境法中规定科学概念顺理成章, 也是环境立法的惯常做法。从环境损害科学概念的研究来看, 环境法中规定科学概念要评估其规定的必要性、思考其规定的技术性和考量其规定的贡献性。否则, 会导致环境法中科学概念的滥用, 冲淡环境法的法学性, 影响环境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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